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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司被罰22萬！只因未進行職業健康體檢、未


2019年5月21日，某市衛健委執法人員對存在職業病危害的A公司進行監督檢查，現場未見該公司設置公告欄公布有關職業病防治的規章制度、操作規程、職業病危害事故應急救援措施。
隨后，監督執法人員在該公司一車間和三車間隨機抽查了5名正在崗位上工作的勞動者，該公司現場不能提供其職業健康檢查報告和勞動者職業健康監護檔案。進一步調查卻發現，A公司將一車間和三車間租賃給了B公司，現場抽查的5名勞動者劉某、張某、秦某、丁某、羅某均與B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且由B公司負責管理。
執法人員將B公司認定為實際用人單位繼續調查，調取了作業場所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報告、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的勞動合同、勞動者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并對相關勞動者及管理人員進行了詢問，最終認定B公司存在以下違法行為：
1.安排未經職業健康檢查的勞動者張某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為噪聲的三車間鐵附件沖壓崗位作業。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七十五條第（七）項的規定，在一般幅度內給予當事人該行為罰款人民幣150000元的行政處罰。
2.未按照規定建立職業健康監護檔案。B公司提供的劉某、張某、秦某、丁某、羅某5人的勞動者個人職業健康監護檔案中婚姻、文化程度、嗜好、既往病史等相關信息均為空白未填寫；且未在勞動者丁某和秦某的個人職業健康監護檔案中記錄歷次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及處理情況。該行為違反了《用人單位職業健康監護監督管理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依據《用人單位職業健康監護監督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在一般幅度內給予當事人該行為警告，并處罰款人民幣70000元的行政處罰。
3.未按照規定公布有關職業病防治的規章制度、操作規程、職業病危害事故應急救援措施。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七十條第（三）項的規定，給予當事人警告的行政處罰。

綜上，職業衛生監督執法人員對上述三個違法行為分別裁量后合并給予B公司警告、并處罰款人民幣220000元的行政處罰。

準確認定違法主體

本案是對A公司進行調查時發現A公司將其部分作業委托給B公司，并將其生產車間租賃給B公司。執法人員深入調查，收集了B公司是實際用人單位的證據，按照《職業病防治法》（所指責任主體均是用人單位）將B公司認定為違法主體。

相關證據有：A公司與B公司簽訂的委托合同，約定A公司將一車間和三車間租賃給B公司，由B公司使用和管理租賃的廠房和設備；隨機抽查的在一、三車間工作的5名勞動者均是與B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工資單、人員考勤表、防護用品發放記錄、員工考核細則及處罰通知等均由B公司提供并印有B公司名稱。

確認勞動者從事了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的工作

本案中首先現場檢查發現勞動者正在崗位上正常工作，通過現檢筆錄、照片等進行了固定。隨后對勞動者本人和用人單位相關負責人進行了詢問，并要求用人單位提供勞動者的勞動合同、職業危害因素告知書及工作證明，確認勞動者的工作崗位、在相應崗位工作的起止日期及是否接觸職業病危害因素。
本案中執法人員還調取了由具有資質的職業衛生技術服務機構出具的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報告，在作業場所職業病危害申報與備案管理系統中對該公司職業危害項目申報情況進行了查詢，并進行網頁截圖制作了電子數據。在詢問筆錄、職業健康體檢報告、職業健康監護檔案中反映的崗位職業病危害因素不一致的情況下，以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報告這項最客觀真實、證明力最高的證據確認了勞動者工作的崗位存在職業病危害因素

利用調取證據通知書要求限期提供證據

該案在調查過程中，張某自稱其進行了上崗前職業健康檢查，并將體檢報告交給了B公司保管。B公司管理人員也稱張某進行了上崗前職業健康檢查，是其自行選擇機構進行的崗前體檢，公司承擔體檢費用，體檢報告由公司保管，但因找不到體檢報告，也無法在勞動者職業健康監護檔案中記錄崗前體檢情況。勞動者和公司管理人員提供的證據并不矛盾，但真的是勞動者體檢后用人單位遺失了其體檢報告嗎？
勞動者和公司管理人員均不能提供體檢時間、體檢機構和體檢報告，B公司也不能提供張某進行上崗前職業健康檢查的證據，如體檢通知、勞動者的介紹信、體檢費用報銷單等。執法人員懷疑張某并未進行上崗前體檢，勞動者和公司管理人員提供的均為虛假證詞。因遺失體檢報告與未進行上崗前職業健康檢查將構成不同的違法行為，必須進行查實。但B公司一直不能提供相應證據，執法人員也無法通過向體檢機構核實等調查手段進行證實。
最后，執法人員制作了調取證據通知書要求該公司限期提供能證明張某進行了上崗前職業健康檢查的證據，逾期不提供視為沒有證據，一方面依據《行政處罰法》《職業病防治法》的規定履行了調查取證職責，同時提高了行政效率，一方面也規避了因當事人不提供證據可能導致的行政復議或訴訟中的不利法律后果。最終當事人也未提供任何證據，執法人員即未采信勞動者和公司管理人員的言詞證據，按安排未經職業健康檢查的人員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的作業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進行了認定。

準確適用法律法規

本案對當事人未按照規定建立職業健康監護檔案的行為適用了原安監部門制定的規章《用人單位職業健康監護監督管理辦法》，而未直接適用《職業病防治法》。

因為《用人單位職業健康監護監督管理辦法》是依據《職業病防治法》制定的下位法，且是針對上位法的相應規定而作出的實施性規定，其內容更為詳盡和更有操作性，并不與《職業病防治法》相沖突，是可以適用的。

依據《國務院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涉及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機關職責調整問題的決定》（國發〔2018〕17號）“四、實施《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需要修改或者廢止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國務院有關部門要抓緊清理，及時修改或者廢止。相關職責已經調整，原承擔該職責和工作的行政機關制定的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中涉及職責和工作調整的有關規定尚未修改或者廢止之前，由承接該職責和工作的行政機關執行。”的規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承接了職業衛生監管的相關職責，可以適用原安監部門制定尚未修改或廢止的部門規章。

實際用人單位的判定

在職業衛生監管實踐中，往往會出現勞動者在A廠工作，但是實際用人單位是B廠的情形，那么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勞動關系的判斷就很重要，只有確定實際用人單位，才能找到承擔法律責任的主體。根據《職業病防治法》第二條的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組織等都為用人單位。
如何認定實際用人單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看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訂立的書面勞動合同；
二看工資發放記錄；
三看用人單位為勞動者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
四看用人單位向勞動者發放的工作證、服務證等能夠證明身份的證件；
五看勞動者填寫的用人單位招工招聘登記表、報名表等招用記錄；
六看用人單位蓋章的考勤記錄；
七看勞動者本人和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
從上述七個方面可見勞動關系具有主體資格合法性、從屬性、有組織性和有償性四個特征，可作為執法過程中確定主體展開調查的參考。

 

 

證據采集與矛盾排除

行政處罰中會收集各方面的證據，由于取證情況的復雜性、多樣性，最終收集的證據不可避免會出現“魚龍混雜”“真偽并存”的情況。這就要求在執法實踐中應綜合全案，將每一個證據同案件內的其他證據進行對比、印證，從而發現和判斷證據之間是否存在矛盾。通常情況下，如果全案證據之間不存在矛盾，意味著證據的證明力較強。但有時當事人、證人也會做出一致的虛假陳述，甚至主動提供虛假的書證、物證，這時執法人員就不能輕信表面上協調一致的證據，應對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進行認真審查。
如果審查中發現證據之間存在根本分歧，呈現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的關系，就只能通過比較矛盾雙方證明力的大小，通過采信一方、否定另一方來排除矛盾。如在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相互矛盾的情況下，實物證據相對于言詞證據具有優勢證明力，可以在對實物證據的來源、形式和內容查證屬實的基礎上，通過實物證據驗證言詞證據的真實性，從而排除虛假的言詞證據。證據證明效力的認定可以參考最高人民法院對行政訴訟的證據證明效力的規定。
如果矛盾雙方證明的事實在“質”上沒有根本分歧，只是由于人們的感知、記憶、表述的差誤或記錄不準等客觀因素影響，導致案件事實在“量”上存在差異，可以對之作出合理解釋，并不必然否定一方證據。有時證據出現的矛盾是由于取證工作未到位造成的，此時應認真分析加以解決。